红泥老火炉

红泥老火炉

 
   

世人皆道中元孤鬼多,夜当闭户,不当远行,我向来是不觉得的。最近看《天网》,一集一集看下来,更加确信了我的不觉得。到底有没有孤鬼我不敢说,至少在这活着的世界里,孤鬼我是没遇见过,但鬼一样的人倒也见过不少,我是觉得最可怕的是人,没有什么可以恶过人的。若今天七月半的鬼魂尚在,那一定是故去的至亲至爱之人,聊以思念未尝不可,我心中无鬼,故而寄望他们能润了天街的雨,随风潜入夜,让我遇见,也算我之有幸。

 
 
 
   

这几日夜读《朝花夕拾》,大呼过瘾,这不仅是大先生的名声而至,更是满纸的锋利所及。大先生的笔墨向来带刺,只需一回合便破了这世界间的五彩斑斓,于是让我始终明白,这世界间的宝刃不只有干将与莫邪,至少还有先生的笔墨。

大先生在《朝花夕拾》中道:在中国的天地间,不但做人,便是做鬼,也艰难极了。然而究竟很有比阳间更好的处所:无所谓“绅士”,也没有“流言”。阴间,倘要稳妥,是颂扬不得的。尤其是常常好弄笔墨的人,在现在的中国,流言的治下,而又大谈“言行一致”的时候。”

我总是对时空的转换产生好奇和疑问,倘若大先生身于当下,看到今日的无论治学还是言行,会否由怒目变泪目?与之您所在的环境有过之而无不及者,不知大先生又当做何感。我们只能说,是时代赐予了大先生以笔墨和宝剑罢,这对大先生来说是何其有幸。今日是不太可能予大先生所言以机会的了,因为今日谓之“和谐”。于是今日,再无先生,而于我们是何其不幸。

 
 
 
   

探癸酉红楼抄本第九十三回《山雨近阊阖笼霭晦 风云喧末世漫尘烟》黛玉道:“甚是可笑,行凶了还说是为了行善,等于说我生了一个儿子,怀疑他长大是恶徒,干脆一把掐死了。还有个比方,只要老子有了错,儿子就可以杀死老子。”

查通行本红楼前80回到高鹗续至98回,从黛玉进了贾府开始到黛玉亡,众所周知,众所可感,黛玉确有刻薄之性格,孤直之心性,但终不脱含蓄与诗化,除了妙玉说过黛玉俗,谁忍心将黛玉俗至于此?又如何说得出这等下作之喻言?一下把黛玉的人物格调拉了下来,这等胡同骂街之调子,牵强附会之比喻,现代之措词,腌臢之笔墨,怎能是葬花人所为?荒唐!

 
 
 
   

再探癸酉红楼抄本第九十二回《家宅乱恶子通强梁 世道艰道人连流寇》,芳官等劝龄官道:“姐姐何必自寻烦恼,男人没一个好东西,走了就走了,离了男人一样过活。”龄官道:“不要不要,除了他我谁都不要!我要他回心转意,不要再理那几个狐狸精。”

辣眼睛否?凤姐写成莽妇,袭人写成泼妇,几个官儿聚在一起聊男人,这哪里是石头记?还真本?分明是惊动了琼瑶阿姨的墨宝,远方吹来一股子“美人如玉剑如虹,情深深来雨蒙蒙”的味儿,想来琼瑶阿姨是不会看这个抄本的,阿姨也不会跟你们打官司。可总是不要惊了九泉之下的曹公才好,若曹公见此文,会否口念杜子美,“野鸭无意绪,鸣噪乱纷纷”,“谁怜一片影,相失万重云!”

癸酉本持有者何不将此本之影印本公之于众以正视听?又何犹抱琵琶半遮面以种种理由推脱之?又怎忍众多红楼读者一片责阻之声?既拿不出影印本,又不公开前80回文字,而又为癸酉本呼号奔走以证其真,此种手法果能服众乎?

应从大先生周汝昌,对“鬼本红楼”不掷一字,智者善者也。余非大家,亦无所顾,但以爱好者之名,发卑微之音,醒爱书之人。

 
 
 
   

余偶遇《随园食单》,袁公笔墨考究造极,开篇须知已近洁癖,后观其菜肴制法,或是经验相传,或是舌尖亲历,无不撩绕味蕾,典雅氤氲。私以为袁公食单,已非人间炊烟凡人三餐,虽秀色斑斓,却再难寻。余不为厨,故不通其中对误,随园食单恐今生无福享受,而袁公之墨亦可餐,或当诗话一览,岂不幸哉?

余偶览此书,时与顾家人有不合意之处,故而悻悻。余是敬古人之笔墨文气,顾家人细勘对误,本无错可责,言语不和之处,吾之过也。余于顾家人断无腹诽之情,阻责之心,虽时有意见不达,然绝无挂怀之意。今借此小感并之歉意,望宥之。

 
 
 
   

一杯愁绪,几年离索
山盟虽在,锦书难托

这世间万般好事,终难圆满,终是要细琢磨。抬望眼月也常缺,正是得了这一“缺”字,光阴方才流转,故事重提,或悲或叹,或喜或忧。

 
 
 
   

燃香也是有一个缘字在里头的,愚以为价位并不是最重要,关键是适合自己,这就得看物缘了。吾喜檀香的调子,淡一些为好,尾调若是能燃出一点点柏崖味道,自是再好不过了。燃香的时间其实也不必有所规别,吾不自在于那么局限,早焚何香,晚焚何香,自然也不那么所谓,焚香与喝茶是一个道理,不拘一格,适境为佳。香是谓安心、抒怀、定神、助眠而存。

 
 
 
   

关注中国足球这些年(当然后来不关注了,我相信人们关注中国足球的历史远赶不上他们输球的历史),我思考过为什么13亿人民的国家找不到22人的大名单。一开始我们认为是体制,后来怪联赛,怪赌球,怪内部黑,怪过天怪过地,现在回头再想想,完全不是这个味儿。

我们中国人干什么事情,首先的出发点是做人上人,小孩子念书到底是为了出人头地,英语必须过四级不然你就不是学士,打小练钢琴将来到底是要做大师的,我们的观念说白了是为自己谋利,为谋生而做事情,在荣誉感,团队感,在兴趣爱好方面打小就培养不足,缺少这方面的教育。把孩子送去踢球的,大抵也是这样的心态。不然你看中国球员还没怎么地,就一个个成大爷做派了。


人国外人核心观念是快乐,从小为快乐而选择,长大了为荣誉而战,咱不说国家荣誉,至少人家是为了集体光环而生。这就大大的不同了,用钱来衡量价值的社会,不会理解什么是团队荣耀,不说找不到会踢球的,就算找到了,成了名,他也只会在公众面前“耀武扬威”。



所以,现在如果有人问开头的问题,我会毫不犹豫的回答,社会造就心态问题。咱们都是这个社会的产物。
 
 
 
   

标准大约是个近乎苛刻的词语。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的以自己的环境去标准别人,很少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的环境着想,我承认我时常也是如此这般的人。思想的差异和局限导致了完全不同的人格,思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一个人的内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,本来就没有,更不会有共同的标准。

 
 
 
   

哀而不伤是一种生活境界,对外界保持审慎的态度,或者是一种稳定的怀疑,只要不左右摇摆,大约也是无妨的。内里是保持一种悲观的,因为我们究竟要回归自然,而对待事物却保持乐观态度。这就是我理解并提倡的悲观的乐观主义。

 
 
 
   

张陶庵在《陶庵梦忆》里说他有一次去拜谒孔庙,好容易买通了看门人才能见到红墙内院,这同我们今人差不多,只是我们不便买通看门人了,只换了补一张高价票去了。今天能看到的曲阜孔庙,大多是复建复修的,大多毁于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批孔批儒。孔子的学说从始至终被当权者当作翻云覆雨手,用之则来,挥之即毁,近代也不能免,五四也就罢了,文革不当去说,孔夫子到底也没招谁惹谁,有时候真想为他老人家叫一声冤的。



也许中国人骨子里就有这股子劲儿,善于建设更善于毁灭。每有改朝换代之时,总爱毁了前朝文化,一本书都不会放过;每有翻身农奴之日,也总爱一把火烧掉旧时的道义。革新自然是好的,总是不要革到祖宗头上去才是,而不分青红皂白放一把火烧掉根源文化的习惯,傻的可以。

 
 
 
   

余平素喜爱红楼,故常觅得诸家解说,或看之或听之。在秦可卿的问题上,刘心武老师解得最是奔放,最是精彩,至于对或不对,自是不敢乱说。诸子百家之中,吾颇谙周思源老师的观点,周老认为在秦可卿这个谜团上,需要根据文本,深入文本,不能偏离太多,太奔放的话是思维发散,无利于考。

甲戌本古本红楼里,有一“畸笏叟”(其人当为芹溪长辈中某人)对秦可卿之人物写下一段朱批,其大意是“老朽命芹溪删去更衣与遗簪一段,少去四五页也”。周老认为“更衣”与“遗簪”这两个被删去的故事(更衣古语可代如厕或洗澡,遗簪即遗落的发簪),是解秦可卿谜团之钥匙。他认为秦可卿是迫于贾珍之淫威,事后遗落发簪东窗事发,进而导致尤氏对可卿态度急变,最终致可卿之死。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行版红楼,是被芹溪删改之后的面貌,原貌已无确切可考,故通行版红楼在秦可卿这里语言与时间较为混杂,现只可根据古本红楼之批语,尝试恢复“更衣”与“遗簪”二节,以求逻辑通顺之后,方解可卿之谜。

吾私以为周老的基本观点在逻辑上是较为严谨的,周老的读书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靠谱的研读思路。